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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书|他者的我者化和我者的他者化——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读书报告

www.qyej520.com 时间:2018-01-31 06:27 六开彩开奖现场直播
新年伊始,社会学吧精读会第一期共读的书籍,是项飚老师的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。关于北京浙江村的研究,我之前只是拜读过美国华人学者张俪的那本《城市里的陌生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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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书|他者的我者化和我者的他者化——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读书报告

新年伊始,社会学吧精读会第一期共读的书籍,是项飚老师的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。关于北京浙江村的研究,我之前只是拜读过美国华人学者张俪的那本《城市里的陌生人》,而项飚老师的这本书,则是通过此次精读会,才第一次听说。真正读完这本书后,才慨叹原来国内关于浙江村,已经有如此精彩而深入的研究,相比之下,《城市里的陌生人》尽管也是一部优秀论著,但就显得明显逊色一筹了。这本2000年出版的旧书,在豆瓣上能够取得高达9.2的评分,而且距离初版十八年之后的今天,三联书店又即将再版本书,如此种种,就是对于这本书价值的最好肯定。

非常遗憾的是,由于这本书篇幅巨大,有多达将近600页,而我们年底年初的工作又特别繁忙,因而对于这本书的阅读,仍然只能采取略读和要点式阅读的方式,这样可能无法领略本书全部的丰富意蕴,希望今后还能有机会,再对这本书进行精读。下面,就从我者与他者的关系方面,简单谈谈这本书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。

在我看来,本书最为精彩之处,就在于其对于外来人口社区中人际关系的精准分析。作者创造性地采用“系”这样的原创性概念,来界定他对于人际关系的理解。“系”这一概念在本书当中的最早分析,源于作者对保姆帮、老乡圈等流动人口自组织的观察。而浙江村的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,都跟这种以“系”维持的人际关系有着密切联系。作者在第四章里,总结了浙江村人来浙江村之前的三种流动经历,分别是:文革后期开始,以师傅带徒弟或先走带后走形式流动;文革后期开始,以公社修建社名义集体外出做工;改革开放初期开始,温州著名的供销大军。由此可见,即便在这些浙江村人来浙江村之前,他们的流动就已经不是“单兵作战”,而是跟同乡关系、师徒关系、亲属关系等密切人际关系紧密相连。而在早期浙江村的经济生活当中,其基本特征就是:在作坊内部,家庭成员和雇工合一;作坊与作坊之间,紧密团结,互相帮忙。换言之,密切的人际关系对于浙江村的兴起壮大来说,绝对是不可或缺的。

论书|他者的我者化和我者的他者化——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读书报告

凭借这种密切的人际关系,浙江村里的每项技术与商业创新,都能通过先亲戚、后同乡、然后全村的方式,快速在浙江村里传播复制。也正是凭借这种亲密的同乡关系,温州人得以构建全国各个城市里的每一个浙江村之间,构建一种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全国性流动经营网络。由于浙江村是一个靠经济生活维系的村落,那么村民的资金来源,就成为考察浙江村生态的重要因素。作者在第六章分析了浙江村资金借贷与流通的两个层次——在北京的浙江村内,以亲友之间的短期无息借款为主;跟温州老家联系的,通过民间金融组织融资。前者是亲友关系,后者是老乡关系,也就是说,其经济生活也都是构建在亲密人际关系的基础之上。

这种亲密人际关系,在浙江村遭遇治安恶劣的状况之后,又可以迅速地构建各种各样的帮派和自卫组织。作者在第七章里,就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。在这里,就不一一赘述。

人际关系如果只体现在我者化的亲戚、同乡、好友当中,显然不足以支撑浙江村这样一个相对于北京而言的他者,在北京城里的生存维系。因此作者同样用了大量的篇幅,来讲述浙江村人与他者之间的人际关系运营与维系。正如作者所言,1986年开始的“包柜台”对浙江村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。那么在租借执照和形成代销关系方面,浙江村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北京当地人和当地部门发生联系。那么当地人在与浙江村人寻求合作时,会遵循怎样的原则呢?作者的总结是能人原则与自己人原则,也就是说:经营能力很重要,但能否让作为我者的北京本地人,对其产生某种我者化的感觉,同样重要。这种我者与他者的人际交往之间,寻求我者化、同质化的诉求,是非常耐人寻味的。

与他者之间的关系,同样体现在浙江村人跟北京当地的商场经理政府工作人员的交往上。按照书中的描述,刚开始,浙江村人拉近关系的方式是送礼物,可惜这种方式似乎效果不好。到了后来,其主流交往方式就从送礼物转变为交朋友。换言之,仍然是一种把他者我者化的处理方式。这一点,的确很有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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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我者化的交流诉求很重要,但这种的人际交往原则并非没有例外。比如在浙江村人为自己的店铺寻找营业员时,我者化的原则就没有直接起作用,因为浙江村人很少会找温州的年轻姑娘来做营业员,理由是她们的普通话不够好。而营业员,则主要来自北京、河北、江苏、安徽这四个省区。但这并不表示,我者化的诉求就不复存在。因为四个省区中的前两个省区,尽管相对于浙江村人来说是他者,但相对于浙江村所在的北京来说,却近乎于我者,后两个省区则都是浙江的临近省份,又能够产生某种我者化的效应。

无论是人际交往对象本来就是我者,还是原本的他者逐渐我者化,这种对于人际关系的亲密方向转化,并不能概括浙江村人经济生活的全部逻辑。正如书中第八章所言,生意人减少自己交易风险的方式,不是靠单纯的信任,而是靠“事先想得细”和尽可能掌握对方的“底细”。也就是说,成为“我者”并不表示其经济关系就能够一帆风顺。在他者的我者化进程的同时,仍然存在我者的他者化的考量,这种他者化的意蕴就是:无论交易者是否跟自己具有亲密关系,就必须按照完全陌生的他者的原则,对其详细分析交易风险、尽可能掌握他的“底细”。这样的两者考量并行不悖的线索,被作者总结为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交织。

当然,这本书的精彩之处还有很多。我在这里,仅仅就我者与他者这一点,谈谈自己的阅读心得。不当之处,欢迎大家批评指正。

就此搁笔。

2018.1.28上午作于竹林斋

(本文是蓑翁为社会学吧精读会2018年第一期共读书籍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撰写的读书报告,配图来源于网络。)

(附)《跨越边界的社区》读书笔记:

P3关于关系研究的三个注意点:将关系视为中国独有,将关系泛化,将关系片面化,P7本书的问题意识:人口流动本来是市场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,为什么流动中会出现浙江村这样落后和让人不舒服的村?

P27流动人口的自组织——保姆帮与老乡圈,对人际关系组合的概念界定——“系”,P39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两点体会:一定要“介入”,介入是有选择的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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